你学医5年、8年，最后进入医院成为了一名医生，每天看门诊、查房，无时无刻不在忙碌着，在外人眼里，你是受人尊敬的白衣天使。 但，请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否真的很享受这份职业带给你的成就感呢？你是否真的热爱医生这个工作呢？你高考之后明明报考了理工科，却要死要活，非要转专业到临床医学又是为了什么呢？你在自己的临床岗位上苦钻医术、勤精业务，到底是为了最初的理想，还是为了区区几两碎银呢？
你可能不知道答案，你甚至不了解你自己。 没关系，在新中国73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前辈替我们回答了以上问题，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是共和国永不可磨灭的丰碑，在如今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到令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我们需要和他们来一场精神的交流。
来吧，看一看，听一听，也许我们也能成为共和国的丰碑！

林巧稚：一生未婚，

却是5万名婴儿的妈妈

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曾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尽管终身未嫁，却被尊称为“万婴之母”“中国医学圣母”，就连袁隆平都是她亲手接生。

 

 

1929年，林巧稚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成为留院执医的第一位中国女医生。她一生未婚，为了国家的医学事业，她放弃婚姻而选择了创建中国妇产科。   上世纪50年代，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一直沿用至今。美国医生约翰·斯·鲍尔士在《西方医学在中国宫殿——北京协和医院》一书中曾经这样评述过林巧稚：在中国，她被看作是一个医生英雄。 正如林巧稚曾说过的话：“我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为了表达对林巧稚的感谢之情，不少妇女还把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念林”“爱林”“敬林”等。   不但患者敬爱林巧稚，作为后辈，每一位妇产科的医生都很敬爱她，国庆73周年，笔者只想表达自己对前辈的热烈感情：”林奶奶，我爱您，我会一直向您看齐！“

吴阶平：一辈子太短，只做好一件事足矣

他主张医学教育以“学本领”代替“学知识”，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中坚力量。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

 

 

吴阶平从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后远赴美国深造，在新中国成立前，他谢绝国外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 1949年，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开创我国泌尿外科事业，协助协和医学院重建泌尿外科，积极推动我国泌尿外科事业发展。他毕生致力于泌尿外科医学研究，累累硕果。   吴阶平深知要改变我国医疗卫生落后面貌，抓好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他重视教书育人。其一系列谈医生成长的文章，以生动的语言和富有哲理的论述，不但告诉学生如何从医，而且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1978年，他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泌尿外科研究所，并且提出“一侧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理论，确认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并在尿流改道、前列腺手术、尿石症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的一生都在推动泌尿外科的发展，他是当之无愧的泌尿外科第一人！
  致敬！

张孝骞：患者是最好的老师

作为我国现代医学先驱，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研究，有的论文至今仍被国际学界引用。   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消化专科，对内科学系建设、人才培养、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倾注了全部心血。   他说过，诊治患者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教导学生，在临床中要牢记四个字“戒、慎、恐、惧”，必须严谨对待每一个病例。以上都是我国现代胃肠病学创始人张孝骞教授对“如何做一个好医生”最纯粹的回答。

 

 

张孝骞教授始终坚守着“治人而非仅治病”的初心，保持着医学的全景观，知识储备跨多个专科，在疑难杂症面前出奇制胜。一位久治不愈的患者，多次发生骨折，诊断结果不一。张孝骞通过仔细查体，最终在病人右侧腹股沟摸到一个不显眼的肿块。

 

他在85岁高龄的时候，还坚持一周进行两次门诊、4次查房。有位轻微感冒就休克却查不出原因的患者，张孝骞竟认出30年前曾为其诊治过，当时患者因分娩大出血就医。张孝骞根据这一病史找到病因。

 

他告诫学生说：“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个小学生。”   取得了如此成就，还能这般谦逊，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呢？

裘法祖：德行和医术相比，德行永远排第一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这句话出自于我国外科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

 

短短十字，既是对从医者最高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标准。裘老如是严格要求自己。

 

他医术精湛，裘式“宝刀”以精确见长，有人描述到“若要划破两张纸，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他行医近70年，经他手所诊治的病人都被他当做亲人对待；他兢兢业业，行医不辍，在他94岁高龄时仍坚持前往一线诊治病人。他就是被称为“中国辛德勒”，“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

 

 

他是中国现代普通外科主要开拓者，改进普通外科手术20多种，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誉为“裘一刀”；他是器官移植外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主持创建我国首个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还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

 

他在总结自己的成果时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一是创办了《大众医学》杂志，二是编写了100多本医学教材，三是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才。”   对于医患关系，他形象地比喻：“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对于患病的农民，他怀着深切的同情：“他们常常受着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找我时的痛苦表情，无形中有一股力量要求我挽救他们的生命。”

 

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经见过这样一幕：老师裘法祖院士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他跟学生一起做项目、申报成果时，他始终坚持把学生名字排在前边。有人惊讶：院士哪能这么“屈尊”。裘法祖答：“我并不认为名字放在学生之后就没面子！”

 

听说汶川地震灾区病人转运到医院治疗，他主动请缨，担任医疗专家组顾问。伤员住进同济医院“爱心病房”后不到10分钟，他就赶到病房查房，参加专家会诊。那年，他已经94岁高龄。

 

以上就是笔者深爱裘老的原因！

吴孟超：肝胆两相照

披肝沥胆，医者仁心

 

治病救人78载

 

九旬高龄仍坚守

 

吴孟超用一生诠释了“医生”！

 

面对别人不敢救治的病人

 

他曾说

 

“名誉算什么

 

我不过是个吴孟超嘛”

 

 

 

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在中国医学界，肝脏医学曾长期处于“荒芜”。
20世纪50年代，从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吴孟超投入肝脏外科研究，与同事做出了中国第一个肝脏解剖标本，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   1960年3月1日，他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其1956年主导建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如今每年收治逾万名患者，年均手术量达4000台。历经半个多世纪，吴孟超呕心沥血，推动了中国肝脏医学的起步与发展。

 

这位将一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无双国士，从少时立志救国，到青年学医报国，再到一生矢志不渝，终成“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他的手，拿了70多年手术刀，已严重变形；他的脚，因为长时间站立，脚趾已不能正常并拢。就是这样一双畸形、颤抖的手，拯救了超过16000名患者的性命，解决了无数疑难杂症，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

 

吴孟超说过：“我老了，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更要争分夺秒。”   这些话如今看来，还是让人十分感动！

诸福棠：一生跟着国家走

他毕生致力于儿科医学事业，是我国现代儿科医学的奠基人，著名儿科专家、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担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名誉院长。

 

诸福棠的一生，是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儿科事业历尽艰辛、奋力拼搏的一生。六十多年来，在儿科的医疗、教育、科研、保健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编的《实用儿科学》是我国第一部儿科医学的经典著作，1993年获首届国家级优秀图书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成果一等奖。他本人被国人誉为“济世活婴”。

 

 

他始终挂念着孩子的健康与幸福。

 

早在1937年，诸福棠就立志编写一本中国的儿科专著。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参考大量海内外文献。六易寒暑，《实用儿科学》一经问世就被宋庆龄看到，赞叹真的“实用”，立即被寄往解放区广为翻印。之后几十年，诸福棠先后5次修订这本400多万字的著作。

 

“莫道嫩苗培育苦，岁寒松柏此时栽。”诸福棠曾经命笔赋诗，抒发自己对儿童卫生事业的一片衷情。

 

1986年，得知我国第30家儿童医院即湖南省儿童医院成立时，抱病在身的诸福棠当即赋诗道贺：“洞庭秋水捷音传，保育髻龄种福田。儿院神州三十处，欣逢盛世迎新贤。”

 

诸福棠耕种的“福田”，如今正迎来大发展。

邓铁涛：我是为中医而生

如果为当代中医药选择一位最鲜明的形象代言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1916年~2019年）一定是强有力人选。如果为邓铁涛贴上一枚标签，那一定是“铁杆中医”。

 

 

出生于岭南中医药世家，从小闻着药香，看着父亲悬壶济世；16岁考入中医院校，接过岐黄“医钵”；22岁与同学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此后，他的毕生就与中医药再也分不开了。“我是为中医而生的人。”

 

邓铁涛始终将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关键时刻，冲锋在前，把解除人民群众病痛作为人生不懈的追求。 2003年，“非典”疫情突发，年近九旬的邓铁涛心系苍生，主动“参战”，争当抗击“非典”的中医先锋。 他上书请求中医介入“非典”治疗，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命为抗击“非典”专家顾问组组长；撰写中医防治“非典”文章，为抗击“非典”疫情提供中医方案；采取中医辨证论治方法对73位“非典”患者进行诊治，取得了患者“零转院”“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优异战绩。中医抗击“非典”经验被推广到全国，也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吴英恺：做医生就要坚持到底

身为我国著名医学家、中国胸心外科开创者，吴英恺（1910年-2003年）身上的标签数不胜数，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就是有这点精神”。

 

 

那是怎样的精神呢？吴英恺用一生做出了回答。

 

家境贫寒，家人多病，但知名老中医和教会医院院长仍会登门治病。厚德精医、止于至善的医者形象，印在少年吴英恺心上，让他笃定了从医的职业追求。

 

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吴英恺30岁即迎来从医的首个高光时刻——完成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这背后，是他异于常人的勤奋、钻研，以及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殷切之心。

 

1941年，吴英恺赴美进修，表现优异。面对异国的优越条件、导师的青睐，他毫不动摇回国的决心。“我的国家正在遭受别国的侵略，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医生，我怎能久居国外？”吴英恺毅然回到了祖国。

 

30多岁时，他先后组建重庆中央医院外科、天津中央医院外科；40多岁时，他主持创办中国第一所胸外科专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古稀之年，他又挑起组建北京安贞医院的重任……创业之艰难以尽数，但为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吴英恺殚精竭虑、不辱使命。

 

上世纪中后叶，吴英恺数次赴河南林县调研当地食管癌发病情况，据此提出并推广有效防治方案。   1979年，他组织覆盖全国29个省份、涉及400多万人的高血压普查。其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证。

 

本世纪初，吴英恺在身体尚可时立下遗嘱：后事必从简，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遵照遗嘱，他的骨灰没有留下。但很多后来者，记住并继承了他为国为民的“这点精神”。

吴登云：我来守护各族人民

 

 

吴登云出生于1939年，24岁时，在学医道路上有所成就的他，怀揣着对祖国的一往深情，由烟雨江南奔赴天山北麓，扎根地处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从此，他乡即故乡。他把绵延的思念化为一片丹心，以自己的医术和医德，为一方百姓健康护航。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急需输血，他伸出自己的胳膊，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两岁小娃娃一半身子被烧焦，他从自己腿上取下13块邮票大小的皮肤，裹住了孩子的伤痕。面对他人的不解，他的回答很温暖：“我献出一点血、一点皮，换来病人的健康和生命，这是天底下最值得做的事。”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他每年都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牧区巡诊和防疫。骑着马、背着药箱，足迹踏遍全县。他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制定“十年树人”计划，潜心培养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族医生。如今，他依旧履行着自己治病救人的不二初心，每周坚持出两次门诊，以实际行动展望着“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愿景。

 

辽阔的边疆，广袤的天穹，总有一片云彩为吴登云喝彩。这片云彩，镌刻着共和国对他的赞许，也镌刻着普通百姓对他的敬意。

陈中伟：世界断肢再植之父的医学路

1963年，面对一位右手腕关节以上一寸处被冲床完全切断的青年工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1929年~2004年）率领团队经过8小时奋战，完成了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例断肢再植手术。之后，他帮助病人成功闯过肿胀关、休克关、感染关、坏死关，接上去的手恢复了屈、伸、转、翻等功能，断肢再植获得成功。在同年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手术会议上，陈中伟被赞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

 

 

为了能在显微镜下沉稳而灵活地缝合纤细的血管和神经，陈中伟一有空就钻到实验室，选择大白鼠股动脉、兔耳朵作为练习对象。经过近乎残酷地练习，陈中伟捏起了比绣花针还纤细的手术针，在细如毛发的血管和神经间“穿针引线”。观摩陈中伟的手术已成为青年医生一项不请自来的业务自修科目。

 

在陈中伟的人生履历上，还有太多个世界首例。他在国际上首创断手再植和断指再植等6项新技术；提出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1999年荣获显微外科领域最高荣誉“世纪奖”。在他的一生中，和同事共接活了数千只断指。

 

为了给国家节约资金、面对患者各种病症时更游刃有余，陈中伟还去医学仪器厂和工人师傅一起改进手术器械。为了培养中国骨科、断肢再植和显微外科接班人，他扶持后辈不遗余力。他用一生诠释了自己的职业信条——善对病人，精益求精。

王忠诚：对事业要忠诚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原院长王忠诚（1925年～2012年），以勤勉拼搏的一生，生动诠释着“忠诚”二字的底色与分量。  

 

1951年，王忠诚报名参加吉林省洮南后方医院抗美援朝医疗队。时年26岁的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比自己小9岁的志愿军战士因脑外伤永远闭上了眼睛，心如刀割。当时，全国的神经外科研究还是空白，主修普通外科的他立志向这个领域进军。

 

为了解决脑血管造影技术的困境，王忠诚常常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下。这使得他的白血球一度降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患上严重肺炎甚至危及生命。他以透支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获得2500份珍贵的脑血管造影资料。作为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王忠诚推动中国神经外科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解决了一系列公认的世界难题。

 

勇闯医学禁区的步伐永不停歇。他成功完成国内首例枕动脉—小脑血管吻合术，引领手术创面小、患者痛苦小的显微手术成为新常规。他做过的开颅手术超过万例。他牵头组建“中华医学神经外科学会”，在各地建立分会，普及医术的同时，将医德的力量播撒到走过的每一个角落。2009年，他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把‘中国’刻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甘于寂寞才能做好医生”“把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手术刀传下去”。

 

这份对国家、人民、事业的忠诚，让浩瀚宇宙中那颗“王忠诚星”恒久闪耀。

张金哲：小儿外科界的“宝藏男孩”

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教授，当年考大学时报了3个志愿，分别是燕京大学医预科、辅仁大学美术系和工商大学建筑系。幸亏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先到，后来众多孩子病痛时，才多了一位卓越的小儿外科专家可以仰赖。

 

 

张金哲1920年出生于天津，是个不折不扣的“宝藏男孩”。说“宝藏”，是因为除了被埋没的美术、建筑天赋，张金哲可能还是医生中最好的木匠。从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首创小儿外科，到80年代建立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他亲手创造和改良了许多适合于小儿疾病诊断和手术的器械，先后有著名的“张氏钳”“张氏膜”“张氏瓣”等50多项发明诞生。这些简便易行的发明，帮助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国小儿外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张金哲获颁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丹尼斯·布朗金质奖章。

 

称一位99岁的医学大师为“男孩”，是因为张金哲不但有着孩子般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旺盛精力，还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张金哲用这颗心面对患者，铭记并践行“先交朋友，后做手术”。他无论何时何地随叫随到；白大褂上衣口袋里永远装着儿科常见病注意事项便条，随时发给患儿家长；把自己的论文稿费、书稿稿费和科研奖金贡献出来，作为救助贫困患儿专用“小金库”；向就诊患者及家属起立致意，一生不知收红包为何物。

 

他用这颗心面对学生和同行，义务出诊、查房、手术、讲课，尽心尽力，不求回报。如今，张金哲还在一线工作着。于他，仍能帮助患儿，就是最幸福的事。

73年的时间，这些如歌的人物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各科室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怀着一颗热忱的心，真真真正、诚诚实实想要改变中国落后的医疗现状，想要为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不带一点利益关系，全凭自己的一个颗心！

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崭新的医疗事业，他们如此纯粹，值得我们任何一个医生去学习！

在祖国母亲73周岁之际，梅斯医学特向他们致敬！致敬！

✳ 以上部分内容取材于百度百科、健康报、人民网，让我们一起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撰文 | 阿拉斯加宝

编辑 | 阿拉斯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