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美孚教授擅长泌尿系统疑难复杂疾病的外科治疗，在国内较早开展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在肾上腺外科、肾移植、内镜手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各类型肾脏肿瘤尤其是肾癌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曾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常委，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2013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听医者讲述】

少年时代跟随军医父亲在部队生活，战场上深切感受到了医生的价值。从医七十年，臧教授几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病人和他挚爱的医学事业，门诊、病房、手术室，是比家更让他留恋的地方。

我做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内科找我去会诊，那时候张孝骞教授是内科主任。病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腹部胀得很大，内科认为是肝硬化的腹水，做完检查后发现腹水是尿的成分，最后诊断是一个巨大的肾积水，让我去做一个肾造瘘。泌尿系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引流”，不能有哪个地方不通，不通必然造成远端的积水。我到了一看，这么大的积水怎么办，几乎都积到腹腔里了，下边就是膀胱。我灵机一动，就把肾盂跟膀胱做一个侧侧吻合，不用引流，积水进入膀胱他就能尿出来了。当时我跟上级大夫汇报，做了这样的处理，他们也觉得很特别。由此也能体现协和学术环境的民主和宽松。

回顾我的外科成长过程，我这一辈子没有医疗事故，差错也很少，我觉得是得益于查房制度。因为你事先已经反复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主动权。

我们那时候除了科内三级查房以外，还有外科主任查房。每次曾宪九主任来查房，大家都跟着，有时候也跟到别的科室去转一转。曾主任的特点是启发性查房，“肯定的肯定、肯定的否定”，往往对某个病已经得出结论了，他再提出来，假如不是这个病大家又该怎么样，反向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重新再考虑。这让我印象很深。对于临床上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地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查房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差错。

20世纪60年代，我做完总住院医师后定到泌尿外科，主要看泌尿外科常见病，包括泌尿系肿瘤、先天性畸形及肾上腺疾病。肾结核也是常见病，假如一个礼拜切除10个肾脏的话，可能8个都是肾结核。那时没有B超、CT，我们就做尿液分析、逆行造影、静脉肾盂造影。当时没有预防结核的药，一旦确诊了都是晚期，一侧无功能了，完全是脓肾，所以就做肾切除。几年下来我们技术熟练到最快用25分钟就可以完成切皮、切肾、结扎、缝合、缝皮的全流程。

随着基础医学的发展，尤其临床有了抗结核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结核就很少见了。有一次，一个病人因尿频尿急在外院始终无法确诊是什么泌尿系感染，到我这儿一看，我说要除外结核，因为诊断肾结核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长期膀胱炎、尿里白细胞为主，要想到结核”，病人一查果然是结核菌阳性。现在年轻人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个肾结核，都不考虑结核了，但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首先警惕的就是结核。

除了肾结核之外，我们在肾上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跟内分泌科合作很密切。我们治疗了很多库欣综合征，病人从正面看不见他的耳朵、从侧面看不见他的鼻子，腹壁有好多紫纹。当时诊断病因是双侧肾上腺皮质增生，手术探查看到两侧肾上腺肥厚，我们一开始先做一侧，对侧功能还继续亢进、还是肥胖，又做对侧，就考虑切多少，我的经验是先切一半，再切一半的一半，最后临床实践证明切90%才够。

有一个阶段我们把精力放在了肾性高血压上，一侧先天性的肾缺血会引起高血压，如果看到病人一个肾脏是正常的，对侧是个小肾脏、萎缩肾脏，做完肾素测定，把小肾脏切掉后他的血压就下来了。后来我们发现大动脉炎内膜增厚导致肾动脉入口狭窄，也会引起高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高血压跟肾病又结合起来，做肾动脉入口的扩张，甚至利用髂动脉一些分支来代替这个狭窄血管，做起了血管外科的一些工作。肾移植我们也做了不少，针对肾性高血压做自体肾移植，放到自身的髂窝上，可以改善缺血的情况，从而纠正高血压。1973年，协和泌尿外科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亲属活体肾移植。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在进步，病种也在变化。预防医学、技术进步带来了临床的一系列改变，诊断技术要与医学发展齐头并进，当然诊断水平、思维方法也要跟上。

我觉得医生的确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在手术台上从来没有觉得疲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在这个职业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总有成就感。在协和严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个病例都是经过很慎重的反复考虑的。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关伤口前要缝好最后一针，为什么呢？比如同样一个输尿管接下来，你缝了五六针，这针眼儿的地方要漏，最后一针一定要把周围再给它覆盖一层，软组织再盖上，它等于就包裹起来了，减少并发症，所以最后一针很重要。

在协和的这些年，我不管是出国也好，国内同行之间交流也好，讨论起任何病种都不陌生，因为协和有丰富的病例资源。现在很多医院都起来了，但协和提出以疑难重症和罕见病作为我们的奋斗方向，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解决疑难杂症问题，很多病人都是看了很多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

过去在我们那个阶段，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们想的是国外有什么、怎么能够及时引进，没有想我们应该怎么创新。目前的形势非常好，年轻人要创新，临床队伍和科研队伍要结合起来，有些东西我们要领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有根本的突破。

（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