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坛最早叫方泽坛，它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世宗以后明清两朝帝王每年夏至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也就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祭地之坛。

本来，明朝在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已经修建了天坛，用它来作为帝王祭天祈福的场所就足够了。

而且，在地坛修建之前的150多年的时间里，明代的帝王们一直遵循着天与地一起祭祀的仪式。

既然一起祭祀，那就说明只需要一个祭坛就足够了，那么，为什么到了明代中期还要再建一个地坛呢？

其实，地坛的出现与其说是一场礼仪制度的变革，还不如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

原来，明世宗嘉靖帝是前任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的堂弟，因为正德帝突然暴毙且没有皇子，其生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但由于嘉靖帝是被强拉过来当上皇帝的，而且，朝廷上的众大臣还要求嘉靖帝认自己的伯伯当父亲，也就是让嘉靖帝以《皇明祖训》（朱元璋主持编撰的明朝典籍）中的“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这让本来很重礼节，并很有主见的嘉靖帝非常生气。

嘉靖帝希望自己的生母能随自己一起住进皇宫，并且还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帝的方式继承大统，而这一想法又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

于是，嘉靖帝与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争执，这场斗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大礼议”之争。

最后，观政进士张璁引经据典，使用《周礼》等古籍批驳了群臣的观点，提出了“继统”的理论，最终，这场明朝中期的政坛大辩论，以嘉靖帝的愿望实现而告终。

这件事结束后，使嘉靖帝尝到了通过改变礼仪制度的方式，达到为自己树立威信、巩固集权统治的甜头。

于是，嘉靖帝找准机会，表明在祭祀当中的“天地合祭”有违古代礼制，需要分开祭祀的意思。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帝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早期的“天地分祭”的礼仪制度，并建造了专门祭地的方泽坛，后经过修葺，最终变成了明清两朝帝王们祭祀“皇地祇神”的地坛。

地坛作为皇家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其设计不仅要体现出皇家的威严气派，更要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终极思想，可以说，地坛修建的位置、规模大小、设计样式，乃至哪里一砖，哪里一瓦，都无不体现着古代阴阳学说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方泽坛作为地坛的主体建筑，是皇家盛大的祭祀礼仪之地，坛周围有一圈水渠，象征着中国古典地理的“泽中方丘”的思想。

同时，古人还认为阴阳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中的一对对立物，而地坛作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其设计思想就是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从而达到祭坛形式与功能的统一。

因此，地坛设计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条：

首先，“坛厘南北，以从阴阳之位”。以北向属阴，所以祭地于京城北郊，布局坐南向北，由北向南行礼。

其次，“制别方圆，以则阴阳之像”，依据“天圆地方”的说法，地坛总平面和方泽坛平面均采用正方形。

第三，根据《周礼》“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的要求，以黄色来象征土地，因此，方泽坛均采用黄色琉璃构件。

不仅如此，地坛还需要表达出大地观念和领地的观念，“天圆地方”和“地谓之黄”都属于大地观念，而领地观念则体现在方泽坛上层铺成四正四隅八个正方形，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明清的帝王们在祭祀的时候，除了要在坛的上层摆设皇帝祖先牌位之外，下层还要摆设代表天下名山大川的四从坛，表示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

嘉靖帝除了新建地坛外，还在嘉靖九年（1530年）同时修建了专门祭祀太阳、月亮的日坛和月坛。

本文参考自：《老北京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