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甜

第643期

摘要：现有徽学研究大多关注徽州社会或徽州人本身，至于徽州与毗邻区域的互动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分析汉代至芜湖开埠以前的皖南区域中心之转换过程。文章认为：一方面，从唐代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两地排序的微妙变化折射出地方实力之转换，以及皖南区域中心的嬗变历程；另一方面，自唐代以降，宣歙（徽宁）地区与江南等周遭地域相比，由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相似性，被视为一个文化整体，黄山也逐渐演化为两地共同的地域象征。

关键词：区域格局；地域象征；人文变迁；地域关系；皖南

二、作为人文整体的“徽宁”

1．“徽宁”的社会结构与人文互动

传统时期的徽州府和宁国府同属宗族社会，著姓大族比比皆是，宗族之间交往密切，社会结构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徽宁二郡，聚族而居，支分派衍，尤多著姓。” 泾县赵青藜给绩溪胡氏谱牒作序称：“吾徽宁多聚族居，犹有古遗风。” 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一直蔓延至毗邻的池州府境内。康熙年间进士潘永洛，描述了石埭县的宗族形态：“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止。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即在城市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

宗祠作为维系宗族团结的纽带，在徽宁二府受到极大的重视。泾县学者朱珔说：“我宣歙间，每大姓皆有祠堂。” 又曰：“宣歙俗最重祠堂，往往合宗而构。” 康熙太平知县陈九升说：“宣歙俗最重祠堂，宗祠外多建支祠，往往合支而构。” 祖籍宣城的南京人梅曾亮发现：“徽宁之俗，尤于宗祠为兢兢。” 道光年间，太平人项文涛也说：“宣歙俗尚祠堂，宗祠外多建支祠，祀其分派之祖。” 包括宗祠和支祠在内的祠堂，作为宗族精神象征的职能，在徽宁二府得到相当程度的发挥。祖先坟茔也得以保存完整，“新安、宛陵著姓多聚处，坟茔祠宇，累朝弗替” 。此外，谱牒亦是聚族而居的重要文化载体。宁国县名士周赟给毗邻的绩溪某族谱牒题字，对两地的修谱文化表示认可：“宣歙大族，聚族而居，类皆冠山带水，灵淑所钟，故巨族莫不有谱，即莫不有十景诗焉。”

笔者对宁国商人的研究指出，明代旌德商人在宁国府率先兴起了懋迁之风，与当地作为徽州通往北方交通要道的第一站息息相关，络绎不绝的徽州同族商人，对旌德经商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徽宁两地的宗族迁徙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主要表现为徽州移民向宁国府的迁徙。明代宣城梅鼎祚说：“宣歙地相错如绣，歙土狭不任耕，故多趋化居而迁，即迁吾宣者，阮氏、孙氏称最久，且著世相为昏[婚]姻。” 泾县宣阳都汪珊的始祖葬于徽州，他邀请族众清理墓塘，其祖先应属徽州籍。泾县朱氏自徽州婺源县迁出，遂以朱熹后裔自居。同邑唐氏、胡氏、檀岭王氏宗族的祖籍亦皆为徽州婺源县。泾北童氏也号称自徽州迁入。亦有一些徽州宗族自宁国府迁入，如祁门县谭氏宗族于乾隆年间自旌德迁来。人口的流动与迁徙，推动徽式建筑文化的传播。泾县徐氏村落图表明，徐氏宗祠和住宅受徽式建筑风格的显著影响。藉助现代摄影术的便利，可见旌德庙首吕氏村落风景与徽州别无二致。（见图2）

图 2 民国六年六月六日旌德庙首村摄影图

资料来源：吕朝熙编订：《旌德吕氏续印宗谱》第二册扉页，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徽宁两地民间交流的频繁，对民俗信仰、民风民俗的整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笔者研究，徽州乡土神汪华信仰随徽州汪氏移民及交通路线上的其他人群，传播到除宣城以外的宁国府其他五县。历史上宁国府奉祀汪华及其属神的祠庙有29座，包括旌德9座，太平8座，宁国5座，南陵4座，泾县3座。其中，该府南部毗邻徽州的旌德、太平二县，汪华信仰具有悠久的影响力，较早进入官方祀典的汪王庙位于泾县和宁国。徽宁二府的风俗礼仪也有几分相似，“徽宁旧俗，多惑于形家言，有数世不克葬其亲者。”

宁国商人也受到徽州风水意识的影响，清末民国婺源风水书《新安嘉福轩选单》首页为《宝店翻造新屋后选吉作灶进宅吉课》，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风水师詹馨山为旌德商人汪荣茂的漆器店翻造店屋内进开具的选单。绩溪县南关许余氏的《惇叙堂家礼》中提到：“丧事在宣歙间有三大非礼”，“徽宁恶俗有祠堂捐钱配享之例” ，将两地陋俗视为一体。泾县胡承谱说：“我徽宁乡俗，娶妇之家亲朋宴集多朝，名曰暖房，又曰炒新。”

自唐代以降，徽宁（宣歙）常被外界视为一个文化整体。乾隆元年（1736），徽州休宁潘伟为旌德方学成的文集撰写的序言中提到：“宣歙江南大郡，击橛相闻，阡陌交通，山水、风俗、物产亦略相近。” 光绪年间，义宁陈宝箴作序称：“泾县朱兰坡先生崛起徽宁，与姚李两先生标帜相望。” 此处将泾县朱珔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相提并论，并自然地将地缘和人文相近“徽宁”当成一个整体。徽宁二府在经商风气、聚落形态、宗族活动、民间信仰、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两地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之同质性。

2．“徽宁”与周边的地域比较

徽州人季福将“徽宁”与“应凤”“苏松”视为对等的地域实体，由此可将“徽宁”分别与江南、安徽其他地域做一比较。先看“徽宁”与江南的地域关系。一方面，江南是徽宁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地缘和人文方面的关系极密切，徽宁人对江南并不排斥。自康熙分江南省后，安徽与江苏可谓藕断丝连。时人有这样的认知：“吴与皖，江上下之分也。今制虽设二抚臣，而内隶户部，外建提督，则并称江南。生长于吴而仕宦于皖，盖犹之一乡也。” 乾隆元年（1736），尚书杨名时奏称：“江苏、安徽虽各设学政、巡抚，而历来乡试合为一省。” 皖苏科举迄于清末仍未分开。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南京陷落，苏皖士子一度借浙闱参加乡试。嘉庆《宁国府志》论述各县的经度，认为当地“要皆在京师之东，省城之西耳” ，当知此处省城当指南京而非安庆，足见嘉庆年间的方志编撰者，仍然对江南省有所认同。因此，“季福”大谈江南省的人文差异并不意外。徽宁人对行政隶属江南有一定的心理适应能力，咸丰年间徽州人王茂荫上奏称：“唯徽郡僻与浙省相错，处万山之中，距庐最远。陆路既极崎岖，水路又不与江通”。鉴于徽州与浙江的密切关系，将徽州暂划浙江的建议最终得到朝廷采纳。

另一方面，徽宁人渐渐具有安徽人的意识。清代浙江学者俞樾记下一个有趣的掌故，万历中叶，御史叶永盛奉敕巡查浙江盐务，新安商人以子弟应试不便，提出设立“商籍”的请求，他慷慨相助，“特立商籍取入儒学七名，商人德之。” 他对培育商籍子弟不遗余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为他们创设了崇文书院。数百年后的俞樾重提旧事，将叶永盛的行为视作同乡之谊。实际上明代有南直隶而无安徽省，但就俞樾将泾县人叶永盛视作“徽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可知清代外省人往往将“徽宁”视为一体，反映一种概念化的地域观念。

清代江南分省以降，安徽人的意识逐渐增长。乾隆年间，祖籍徽州的广德人王云鹤在湖州南浔镇经商，范燦称赞他的声誉：“先生为我安徽之属邑人，属邑有斯人，是可以为吾省光，并可以为国家扶名教。” 这就明确表达出省籍身份的意识。近代徽州人黄宾虹更是典型，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交叉使用“宣歙”“徽宁”等与江浙抗衡的地域概念。在他看来，“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近拟集敝藏宣歙书画家传，自元明至近代，不下百余人” 。在给曹一尘的信中，他承认“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 。在给鲍君白的信中，他惋惜地写道：“家乡宣歙文化，不亚江浙二省，且或过之，所惜未能团结精神，光大前哲学术。” 他认为“宣歙古来文艺已足模楷宇宙，今当如何为青年提倡先路，谅系乡里同志诸君所热忱” 。有鉴于“徽宁画者散居四方” “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 的现状，他拟着手编纂宣歙书画家传记，“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 ，这些表述无不彰显黄宾虹强烈的地域观念。

随着人群往来的密切，区域间联系得到加强，人们对于地域差异的认知愈发清晰，江南人亦对“徽宁”发表过一些看法。咸同战乱期间旅居徽州的南京人汪士铎，结合亲身体会和舆地知识，综合评价各省民性的差异，将各地居民按照所居环境、生活习惯等方式予以区分，笼统介绍各区域的人文地理。他说：“四不像而不文不武，一无所用者，宣、歙、池、严、衢、饶州也。” 徽宁二府及其周遭的皖浙赣交界之地，这片区域的民性十分接近。这种认知在章太炎的《訄书》中得到印证，他对各地方言作了概述：“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 章太炎将徽宁二府视作方言共同体，并认为浙赣周遭区域附属之，其地理范围与汪士铎略有不同。章太炎的方言观并非空穴来风，胡适也说：“大概徽州和浙东同一个语言系统，浙江的水源是从徽州来的关系。” 徽宁人士亦注意两地方言的比较，泾县地方志书认为，“泾人口齿视休、歙较清” ，将徽州方言视作宁国府方言的地域参照面。现代方言学者对徽宁方言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

再从安徽其他区域看“徽宁”。清代官员贞谦在抄呈中指出安徽的特点：“至于民情之别，又有南北之殊。皖南如徽、宁、池、太，向来人稠地狭，民俗驯良，田土不足耕桑，仕商居其大半。今虽屡遭蹂躏，十室九空，若得四海升平，各复本业，贤有司加以拊循之，似不难于完复。皖北由安庆而庐、凤，风气渐强。至颍、亳、寿一带，以及豫之南、汝、光等处，本属渔盐之地，又尚刚劲之风，客民游匪杂处，其中贪利轻生，恃强好杀，所以例有专条，凡于此数郡县中，盗贼械斗之案从重科罪，此由来积习已久，非自今日始也。” 对安徽省内的内部差异及区域人文环境作了概述，将安徽省分为三片区域，其中皖南为独立一区，社会秩序的恢复能力较强。李国环持相似的看法，将安徽分为皖南、桐城、颍亳庐凤等三个版块。太平天国战后，扬州城内设立安徽会馆，皖人围绕供奉何种地方神发生争执：“皖南商人欲供朱子，皖北商人欲供包孝肃，相争不已，无可解结，乃于正中供历代先贤位。” 这里又可分出皖南、皖北两片认同区域。

历史上安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重心，有一个自北向南逐渐转移的过程。随着明清区域经济格局的转变，作为整体的“徽宁”之人文实力得以彰显。光绪安徽巡抚冯煦的奏折称：“矧皖省襟带江淮，苞络灊霍，夙为人文渊薮。国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闰章、婺源汪黻，考据若婺源江永、休宁戴震、凌廷堪、绩溪胡培翬、黟俞正燮、当涂徐文靖，词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泾朱珔、包世臣，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谷成、歙汪耒。” 上述15人中，徽州7人，宁国5人，合计达12人，足觇徽宁二府人文分量之重，是为徽宁人赖以为傲的资本，进一步加强他们与安徽省内其他区域相比较的特殊认同。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