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再鼎医药宣布与Schrödinger达成合作，基于其物理学的软件平台，双方开展针对肿瘤DNA损伤响应机制创新药的全球研发和商业化合作。通过协议条款可以看出，再鼎医药已经加入创新药前端开发，不再是单纯引进某个药物。双方将在药物全链条充分合作，包括靶标选择、分子设计与评价、临床开发和商业化，Schrödinger也将有资格获得产品的商业化利润。

实际上，这已经是再鼎医药在2021年达成的第4项创新药开发技术合作。

• 3月，再鼎医药与阿尔脉生物签订合作协议，将利用阿尔脉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和Intelligence DNA编码化合物库平台，开展肿瘤等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物开发；

• 4月，再鼎医药与RubrYc达成合作许可，利用RubrYc的中尺度工程分子平台开发抗肿瘤单克隆抗体；

• 6月，再鼎医药与Macrogenics再次达成战略合作，除产品和股权投资之外，再鼎医药获得使用MacroGenics多特异性平台 DART®和 TRIDENT®的权利。

作为国内创新药公司License in模式的成功实践者，再鼎的交易变化，特别是今年持续加大技术领域的授权和许可，这背后也值得分析一下。

再鼎医药成立于2014年，由拥有跨国药企工作经验、BD、投资人等多重身份的杜莹博士创立。成立之初，再鼎医药的战略比较明确，就是通过License in引进海外创新药，加速国内开发和落地进程，惠及患者。至今，再鼎通过与海外制药巨头、Biotech公司均有交易合作，已经建立了30个创新药管线产品组成的管线。

2020年5月，再鼎医药迎来首个License in产品肿瘤电场治疗（爱普盾）在中国大陆的获批上市。随后，尼拉帕利和瑞派替尼也相继在国内获批上市。

从海外License in需要真金白银，早期未盈利的再鼎医药钱从哪里来？自然是只能依靠融资。成立于2014年的再鼎医药，在2017年IPO之前，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2017年9月，再鼎医药登录美国纳斯达克，募集资金1.5亿美元；2020年，再鼎医药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68亿港元。

再鼎的IPO上市让License in作为创新药公司的一种商业模式风靡行业。正如某位投资者所言：中国的各路资本真正开始青睐创新药，正是在和黄医药、百济神州、再鼎医药等首开未盈利药企美股IPO先河之后。在大多数资本看懂了企业发展路径、找到了退出途径、懂得了故事演变财富之后，就坐不住了。

数据上也是如此。从医药魔方NextPharma可以发现，国内企业2018年开展创新药License-in的交易数量相比2017年直接翻倍，总交易金额更是2017年的4倍之多，似乎在一夜之间走上巅峰。

来源：医药魔方NextPharma

特别是在港股18A、科创板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打开上市大门之后，迅速催生了一批由资本组局或孵育的Biotech公司，他们期望“按图（上市标准）索骥”闯关IPO，License-in就成了最快捷的途径。

大量的中国初创Biotech公司都在寻求通过License-in的方式做创新药，一方面造成从海外引进创新药的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造成国内创新药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重。这个局面并不难理解，毕竟“供需关系”这一市场规律在创新药这种特殊商品上也不能例外。

更值得警醒的是，再鼎医药早期开展license in还可以利用国内新药审评效率低下所造成海内外新药上市时滞达成“时间套利”，现在随着国内药审效率的提高，这种时间套利的机会已经丧失殆尽，国内有不少公司开展License-in已经成了瞄准一二级市场的“资本套利”。这种目的不太纯粹的“新药引进和开发”自然很难说是完全地从患者临床需求出发。从海外大量引进的创新药都变成we too，这也促使CDE在7月初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稿来对行业进行引导。

再鼎医药License-in策略的改变，在时间上早于CDE上述指导原则的发布，这既是再鼎医药作为BD标杆企业的行业自觉，同时也会对国内的创新药License-in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技术平台的引进授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从数据上看，国内创新药的license in策略已经发生变化，再鼎的一系列动作则让这一变化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

由下图可知，2018年，国内发生了70多款创新药产品的License-in交易，单纯的技术授权合作仅有2项。到了2020年，技术授权合作达到18项；2021年截至8月份，国内创新药领域单纯技术平台的License-in合作和许可已经达到1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