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有心理治疗需求的人群占比要比美国低很多，只有1/12，但总人数是远高于美国的，根据业内预计，大概在1.7亿人。不过，中国精神科医生数量的供给是非常匮乏的，截至2019年年底，精神科医生（含助理医师）的数量为4.64万，而同期美国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为4.11万人。中国的需求群体更大，但医生供给却与美国相差无几，中国精神健康市场供需失衡更明显。

不过，与西方文化对心理治疗的认可不同，中国文化对心理治疗的认可度不高，这导致真实发生的需求要远低于估算的1.7亿人。2019年，精神专科的门急诊人次为5863.9万次，比全科门诊的总诊次还要略低一些。这意味着可能只有真实需求的20-30%左右被释放，这与美国只有20%的病人寻求治疗是类似的。

中国是医保为主要支付方的国家，并不存在压低支付的问题，但按照医保价格支付的诊金却相当有限，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收入还是主要依靠药物和检查（量表、验血和CT等），这与其他专科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医保报销费用不高，其他供给也很难获得规模化发展，只有类似儿童自闭症和老年痴呆这样的强刚需才会获得用户持续的自费支出。不过，在部分医保较为充裕的地区已经将心理治疗纳入门诊报销，但报销只限于医院门诊，独立诊所是不被医保覆盖的。比如，广州市的心理治疗在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报销金额是每次200元、180元和160元。

从精神健康的专科特性来看，谈话疗法是药物或自我调适之外最有价值的治疗模式，如果能将心理治疗的价格提高到广州的价格，对病人其实更有利。不过，广州的收费标准并没有规定时间，因此，如何有效评判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和时长也成为医保监管下一步要覆盖的内容。

因此，精神健康门诊目前的市场格局有三个特征：供给有限、主要依靠药物和检查获利、非药物的心理治疗可及性差。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下，住院是能够有效规模化的唯一路径，这也是康宁医疗能够做大并上市的原因。而线上精神健康市场的发展主要是为线下服务提供辅助，尤其是在复诊环节的延续治疗和药品获取。而在关键的心理治疗领域，线上服务的供给其实有限，从美国的案例来看，纯线上的心理治疗效果不佳。而且中国缺乏医保支付，线上很难取代线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类数字疗法在中国市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类似美国，保证心理治疗的可及性。但是，中国没有慷慨的企业雇主和商业保险公司，医保只在部分地区报销心理治疗费用，一切与医疗有关的费用还是围绕着院内来展开，这导致院外市场始终难以获得规模化发展。

相似的挑战在其他门诊领域都可以看到。比如，6年前，全科诊所的发展迎来热潮，虽然看似市场需求很大，但在药品集采、医保统筹层次上抬和门诊统筹逐渐推开之后，病人回流医院的趋势日益强化，叠加上医疗的分散性和区域性，这一领域的规模化始终是巨大的挑战。全科诊所至今也未出现真正的规模化。

因此，在院外的心理治疗门诊都很难通过医保覆盖来获得快速规模化的前提下，线上的精神治疗服务更不可能获得发展。这导致所有的相关服务只能依靠药品和检查获利，但在线上又不可能进行检查，只能依赖卖药获利。这导致大部分所谓的心理健康网站最终只能依赖于卖药获取收入，与治疗相差甚远。

当然，处方类数字疗法也可以围绕院内进行合作，成为医生的辅助工具。这种模式主要的方式是将数字疗法比照医疗器械来进行监管，并且按照医疗器械的模式给予医保报销。

不过，即使参照德国模式，通过医疗器械的模式进入医保，在中国也只有在院内使用的可能性。因为从中国整体来看，医保至今没有对居家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报销的先例，只有部分地区的个案。比如，上海地区的医保是报销雅培的动态血糖仪，但毕竟这只是个例且在医保待遇清单实施后能否存续还要观察。数字疗法院外使用的特性决定了其很难获得医保报销。

因此，由于精神类疾病不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健康福利的标配，企业采购规模也极为有限，难以像美国那样有巨大企业采购空间来推动快速商业化。同时，在缺乏医保报销和市场监管的双重挑战下，在线精神治疗唯一可变现的途径是卖药给自费用户。但由于精神类药物属于政策管控，病人更多的集中在线下的医疗机构以及医保只覆盖线下，即使依赖卖药，在线精神治疗市场的规模化依旧非常困难，难以最终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