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天，一则“实验室猴子逃逸”消息登上国内热搜，随后“猴子找到并已被安乐死”的相关消息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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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伴随着猴子的死亡，事件却并没有消停。最新的消息——1月26号，据报道，一位女子接触到实验猴子后出现了病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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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显示，女子身上有开放性伤口，现有症状与新冠感染类似。该女子非常担心是从猴子身上感染了病毒，所以第一时间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抗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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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猴子是否能带来传染性疾病，这个其实是有相关数据的。作为一种非人灵长类试验动物模型，猴子能代替人做很多医药试验，但也因此很容易产生相互传染，有共患病。类似案例中的女子开放性伤口，更是容易接触传染。1997年就有人因接触到恒河猴体液或粪便导致感染死亡，所以女子的担心不无道理。

但这种接触是否必定会导致传染，存在概率性。就美国目前疫情感染率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全境呈现出一片红紫色，这是以颜色深浅来划分疫情严重程度的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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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有如此密度的感染，那么女子的症状可能本身就是新冠疫情引发，并非猴子传染。这个情况下，做个核酸检测，看下是否为常见的新冠病毒株感染，才是一个合理的走向。而非把所有的症状都推向被安乐死的猴子。哪怕是接触猴子后，有了症状，也不能下意识的推出因果关系，要知道很多事情有明确的前后时间差，未必就是因果。就像我在药企上班几年后，GMP推出了2010版，但如果我因此而说“因为我的出现，GMP 2010版才得以出台”，那就是强行把先后顺序说成因果关系。

所以对于这类的报道，一方面媒体方要避免诱导性，引发大众恐慌；另一方面读者也要有基本的逻辑思路，避免被误导。我是在给美国人洗地吗?不是，要说美国每次都能引发阴谋论，也是活该，因为他们有历史记录来支撑的。他们在医学史上，有过很多次不光彩的实验。

比如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在梅肯县开展梅毒感染的活体实验，导致上百人死于梅毒或者梅毒并发症。为了观察无治疗状态下梅毒的发病进展，实验人员不对患者进行治疗，甚至在已经有青霉素治疗的情况下，还不对患病者进行救治；

在1946年到1948年，更是用囚犯、军人、精神病人与梅毒病患者发生性行为来传播梅毒，以深入研究青霉素对于梅毒的治疗效果，史称“危地马拉梅毒试验”。在这个过程中，近七百名参与者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刻意感染梅毒，且三分之一的人最终也没能得到有效治疗；

在1942年，用190名不知情的志愿者人为感染肝炎病毒以确认肝炎是否一种传染性疾病，甚至后面还募集到550人继续研究血清造成的肝炎传播。同样，这些人并不知晓风险，参与者中还有大量的儿童与残疾人；

在1951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研究灭活疫苗中的肝炎传播，直接在囚犯中实施欺骗来获取参与者。忽略风险，强调收益，而后扩大范围，最终导致上千名儿童、妇女、残疾人等被骗饱受肝炎痛苦。

所以说，美国一出现不好解释的医药大事，民众就往阴谋论上靠，是有群众基础和政府历史做依托的。但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说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毕竟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多次从道貌岸然的君子和阴险奸诈的小人之间无缝切换。也就丧失了一部分公信力，造成民众风声鹤唳。这种信任感的丧失，值得很多机构反思，要避免医学实验的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