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以上人群中，三分之一的女性和五分之一的男性会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导致残疾、丧失独立能力、随后发生其它骨折和过早死亡。老年人骨折导致显著的经济成本和医疗资源转移到老年护理。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负担将会增加。

抗骨质疏松药物可降低骨折的风险，因此，对于髋部和临床椎体骨折以及骨密度较低的其他骨折，建议进行药物预防治疗。一些指南还建议对10年骨折风险估计≥20%或≥40%的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尽管有这些建议，但在世界范围内，骨折预防并不理想，在骨质疏松性骨折后接受治疗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别低于30%和20%。骨质疏松症通常伴有其他慢性疾病。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3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同时伴有两种以上的其他疾病。

然而，由于骨折预防药物的主要试验是在没有重大合并症的相对健康的个体中进行的，因此在复杂的患者中缺乏治疗效果的证据。此外，主要合并症在骨折预防管理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我们假设多病性定义为骨质疏松性骨折时存在的慢性疾病的数量和严重程度，降低了骨质疏松症的调查和治疗率。我们在一项特征明确、以人群为基础的大型研究中，对指数最小创伤性骨折和随后骨折高风险的患者进行了研究。

图1所示  流程图

表1  根据DXA转诊及治疗起始情况，比较高危组女性和男性指数骨折时的特征

表2  高危组指数骨折后DXA相关临床危险因素调查

图2  高危人群慢性疾病与开始治疗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是一项前瞻性的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招募了267,153人。该分析随访参与者至2017年，中位数为6年(IQR: 4至8)。问卷数据与住院(入院患者数据收集(APDC))、急诊报告(急诊科数据收集(EDDC))、药品福利计划(PBS)和医疗保险福利计划(MBS)相关。数据由卫生记录链接中心链接，并存储在安全的计算环境中。通过APDC和EDDC确定骨折，通过APDC确定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通过MBS进行双能x线吸收测定(DXA)调查，通过PBS进行骨质疏松治疗。在25,280名指数性骨折患者中，10,540人根据10年骨折风险(年龄、性别、体重、既往骨折和跌倒)阈值≥20%被归类为高风险。

通过对教育、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因素进行调整后的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CCI与调查和治疗开始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高危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年龄分别为77±10岁和86±5岁；>40%的患者有CCI DXA2。只有17%的女性和7%的男性接受了转诊，22%的女性和14%的男性在骨折后接受了骨质疏松药物治疗。CCI越高，接受调查的概率越低[调整后OR，女性：0.73(95%CI，0.61~0.87)和0.43(95%CI，0.30~0.62)]；接受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的调整OR分别为0.85(95%CI，0.74~0.98)和0.78(95%CI，0.6 1~0.99)；接受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调整OR：0.85(95%CI，0.74~0.98)]和0.78(95%CI，0.6 1~0.99)；男性分别为0.75(95%CI，0.59~0.94)和0.37(95%CI，0.23~0.53)，≥分别为2~3和0~1。该队列相对健康；因此，多发病对骨质疏松治疗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

结论: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差距主要与多病有关。这表明，在多发病的情况下，骨折风险被低估了，并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格外警惕和改善骨折护理的必要性。

原始出处：

 Bliuc D,  Tran T,  Chen W,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morbidity and osteoporosis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in high-risk fracture patients in Australia: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PLoS Med 2023 Jan;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