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湖南大学生创业者刘正轩和他的虾被广泛关注，创业两年，他的虾塘被当地村民哄抢十余次，造成的损失或达数十万元——这损失恐怕要把创业利润悉数吞掉了。

从合情合理捡田螺开始，到大规模的摸鱼抓虾，到哄抢事件的发生，折射出深刻的乡村社会问题。

现代经济下的乡村命运

乡村经济现状，不能只看农民收入数据，也不能只看新闻报道中的“致富案例”，更要看到大多数乡村，至今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基础！

我们看现代城市文明，与数百年前、乃至数十年前相比，可谓沧海桑田，而乡村文明，与数十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相比，进步甚微。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彼时，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改革先锋的山东及江西等地，纷纷建设蚕业、纺织业、林业、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乡村初级工商业企业。知识分子、政府与乡村合力，使得乡村建设事业一时风生水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只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下一次乡村命运的转折机遇，发生在四五十年后。改革开放初期，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高地。伴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许多省份纷纷下达指标，众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这些乡镇企业，是乡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果，且多以轻工业、民生消费品为主。早期，由于物资紧缺，不愁销路，办得风风火火。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竞争逐渐加剧，乡镇企业的体制障碍，现代企业制度的欠缺不断凸显，乡村/镇经济的大时代宣告落幕。

比较成功的，是后来居上的温州模式。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温州尤其如此，靠农业没有出路。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温州人高喊“打地铺的老板强过大公司的高管”，展开全民创业。他们有样学样，没样的外出闯荡，从家庭作坊、低门槛的零部件或初级产品起家，自发行动，敢想敢干，迅速实现全面致富！

温州模式具有其时代背景、民风民情，难以复制。今天，虽然农民可以外出打工、经商，可以享受较为现代化的生活，可以开轿车住洋楼、联上网看世界、买名牌高消费，但乡村经济基础和乡村命运并没有本质改变。

“私”字病

依照农村惯例，水塘放干水，主人捞完大鱼（或虾）后，往往会允许围观的村民下去“捡漏”，摸些小鱼小虾。当然，如果主人还没捞完，村民未经允许而不听劝阻，则是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于此呈现的“人性之恶”，根本上还是流淌于农民血液里的“私”字病。

中国农民，从古至今，始终跳不脱土地与家庭，难以自我进化，“小农”依然是“小农”，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对有限的乡村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哪怕在团体之内，邻里矛盾、家族矛盾、亲戚矛盾也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农民心中真正靠得住的，往往只有自己一家人。

由此，大学生刘志轩，虽然是本乡本土，但并非本村人。既然是外人，又不沾亲带故，就无需讲情面，便宜能占一点是一点。试想，如果是同村同族，大家碍于情面，起码不能明抢，即使有过火的抢虾行为，刘志轩喊上同宗同族的亲友进行阻拦即可，压根不需要闹到报警。而闹到这个地步，刘正轩的这个虾塘，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以后恐怕也难以在“当地”立足了。

乡土社会，一面跳不出狭隘的“团体”意识，一面又缺乏“团体”的保护，广大农民只能选择自救。今天，不少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脱离土地乃至扎根城市，依然不愿意放弃土地，既是无可奈何，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综上，乡村依然是“小农社会”，经济得不到自主革新，导致与城市、与现代化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农民、农民工日益成为现代化、城市化之下的弱势群体，依然需要固守土地和家庭，因而小农之“私”难以改变……

从华西村吴仁宝，到曹锦清教授调研下的河南南街村、竹林村，优秀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都需要一位公正“无”私（私心相对较少）的带头人，他们则顺势而上，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塑造为村民公认的集体“领袖”。

领袖的力量在于为集体提供凝聚力，但往往成也“领袖”，败也“领袖”。在市场竞争从蓝海走向红海，从激烈走向惨烈的过程中，乡村“领袖”能力终究有限，小农意识终究根深蒂固，注定难以跟上时代发展。乡镇企业本身，既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缺乏科研、资本、互联网视野、现代金融风控，大多走向衰败、崩溃。

乡村如何改命？

乡村之病，在于缺乏“技术”和“团体”，治病之策，根本也在于此。

“团体”仍是第一位的。

现今乡村主要的团体组织，主要是村民自治委员会、自然村级别的党员议事会。

农民基于切身需求，自发、联合、组建如合作社、农协会、议事会，乃至农民工工会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经济组织。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已成为政府农村工作的一大项目，农民日报社每年还会发布“农民合作社500强”榜单。只是，一方面，当前具有一定合作程度的合作社，主要局限在传统优势农产品产区，如赣南脐橙产区，“500强”排名前列的盐城市金鹿渔业专业合作社、浙江省温岭市玉麟果蔬专业合作社等。

另一方面，多数合作社的合作程度、精细化经营程度还有待深入（比如，距离日本地方农协会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许多500强合作社，从科研、生产标准、现代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包装等角度看来，依然显得较为初级。要成为现代经济组织，要为社员带来更大利益，这才刚刚起步。

更重要的一点，地方政府需要对合作社进行职能转变。农民形成合作社，并不是为了方便政府管理。政府不应将其视为“村民自治委员会”一样的“管理工具”，进行过度管控，而应将其视为服务对象。

从税收、政务，到舆论支持、金融支持，从专业院校专家对接，到组织展会、市场推广，政府理应扶上马、送一程，但走着走着就成为牵马的马夫，势必弊大于利。

此外，中国大多数的乡村，自然禀赋并不足，也缺乏优势农产品基础，真正可做文章的，往往只有富裕的劳动力。因此对乡村经济组织，不应拘泥于农产品合作社，也可以是劳动力的合作社。比如政府引导、组织，社会参与，对整村劳动力培训，打造地方基建村、家政村、手工艺村、竹制品村等。通过提升村民素质、协作能力，打造其市场竞争力，再通过政策倾斜、市场引导，帮助村集体对接市场，实现集体致富，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正循环发展——这比做大县城蛋糕，驱赶农民进城买房，但使之返贫的做法，无疑更加有效。

教育的转变，至关重要。

首先，是停止人为的“乡村教育抽血”，如强迁乡村中小学并入乡镇、县城，将优质乡村教师调往城市等。相反，应该鼓励年轻教师、城市教师支援乡村，如“高级教师”晋升、福利评比，向具有乡村教书经历的老师倾斜，鼓励音乐、体育、艺术等乡村欠缺的教师暑期下乡授课，制定城市教育、培训机构下乡支教任务“学分”等等，从而提升乡村整体教育水平，扩展乡村儿童视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另一方面，为广大农民提供持续再教育。教育的内容，从种植、养殖技术到农民工维权，从法制教育到公民教育、艺术教育，从电商教育到防诈骗教育，从传统文化教育到乡村家庭教育，无不是广大乡村既欠缺又急需的内容。

鼓励农业专家、科研人员、知识分子定期、不定期下乡，让农业科技、现代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恢复县级“农业大学”，首先将基层村干部、党员回炉再教育，然后是乡村“议事会”成员、乡村意见领袖培育，直至广大农民再教育，最终推动全民教育、持续教育。

乡村文化再造，赋予乡村活力。

乡村有不少官方颁布的“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保护项目”，更有许多不广人知的地方文化项目，例如笔者老家的地方采茶戏、逐渐被取代的手工用具、逐渐消失的传统小吃等。

一方面，政府扶持，村民参与，挖掘、培育、扶持乡村文化，提升乡土凝聚力、自信力。另一方面，对广大乡村种植户、养殖户、手工业者们，亦需要“匠人精神”的注入。

乡村有其“贫愚弱私”，更有温情、勤俭、淳朴、善良、优美、宜居，以哄抢基围虾、哄抢翻车的橘子之类，将中国农民肤浅地大批一顿，大可不必。

乡村和社会各界，看清楚未来发展的走势，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问题，去面对，去改变，才是吾民吾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式！

（作者系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从大学生养虾被哄抢，看乡村如何防败退和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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