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1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王建元、沈世豪、林学勤：《中国有个毛泽东》，第12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石永言著：《从遵义到延安》，第8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下午的会是按时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估计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石永岩著：《从遵义到延安》，第9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张耀祠：《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25日，摘自《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遵义会议，历史的丰碑》，《毛泽东旗帜网》·追求真理，2006年9月8日。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引自纳新：《革命危急关头的王稼祥与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03（9）。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李志新：《张闻天与长征》，《国防》2006（8）。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鲁杰：《毛泽东与朱德》，第18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再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第58~59页，第2章“长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张琦编著：《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第2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不言语。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这时，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2）。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