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言“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又云“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足见二人并无血缘关系，只有同乡之谊，尝有人以惇乃操堂兄弟而多受重用，此言谬矣。然，史所载惇多不详尽，现摘录如下。

“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三国志》）言惇尝与布战，且击退之。《资治通鉴》载“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惇于濮阳；惇来，布遂据濮阳。”只轻描淡写，并无叙述惇与布战之事，惇更因此而失濮阳。然，“时操悉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若非惇轻军往救，且“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鄄城将不复操姓矣。《三国志》中有记夏侯曾遭劫持，无疑乃夏侯迷最最惨痛之事-_-||

另，众多喜爱夏侯之人，皆因其于失却一目之下，犹能反将对手杀死。此事只见于演义，而正史中并无记载。《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中只言“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

之后，表令备攻操，火烧夏侯于博望。《三国志》所载“荆州豪杰归先主（刘备）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资治通鉴》言“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等追之。裨将军巨鹿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听，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里，兵大败。典往救之，备乃退。”

《资治通鉴》中又载夏侯因偶然而破张卫之事：（曹操）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军食且尽，操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夜迷惑，误入张卫别营，营中大惊退散。侍中辛毘、主簿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

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操，进兵攻卫，卫等夜遁。

此后，惇多以“后拒”、“前锋”等字了了带过，多无战功，政务之上却有一翻建树。“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三国志》）此事与其言惇擅治政，不若言其平易近人，体恤民众。而《三国志》对其评价亦称“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

如史所载，惇并无过人之勇，只言“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年十四而杀人，较之秦舞阳犹有过之，且出于尊师而杀人，可见其勇而有道。

王歆曾赞夏侯曰：元让当时雄将，惜乎传记不详，五之一而云劫质事，显韩浩也，五之一而云楙。楙实庸懦之人，不意名将之子，便堕凡俗，是将门不得两传耶？略从粗窥，武则扫荡丑类、绥靖地方，文则劝课农桑、并为军屯。何曹夏侯之能者如是之多耶？岂梁沛间真有帝王气耶？

《魏书》又道：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着，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飨。

由此本人以为，非惇无功，乃记载不详也。且《三国志》作者乃蜀人，称刘备为先主，对蜀国多有回护，而《魏书》、《魏略》虽成书在先，但魏书，实乃“晋书”也，多以司马时期为重，曹魏则多有省略。王歆乃作“元让当时雄将，惜乎传记不详”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