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探讨“使命”方法的性质和范围的绿皮书，而讨论中的资金增加可能会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英国研究经费的大幅增加可能带来重大的制度改革。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请和出国留学网小编整理。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正在讨论创建一个多年研究框架并列出关键科研任务，英国科研支出大幅增加的同时可能会对资助体系进行重大改革——这种方法被视为带来了潜在的回报和风险。

英国大学与科学大臣克里斯•斯基德莫尔（Chris Skidmore）希望创建一个为期5年的财政框架计划，以资助那些“以战略使命为中心”的研究，类似于欧盟（EU）的体系，以提高公众对研究资助益处的认识。

部长们和顾问们对这项计划的讨论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认为研究经费可能会大幅增加——旨在实现现有的承诺，即到2027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4%用于公共和私人研究支出——如果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这将是一个在投资问题上采取更具战略性策略的机会。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了解到，由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资助的所有研究和开发支出都应纳入这一框架。由其他部门（如卫生和国防）提供资金的支出是否可以纳入该体系将是讨论的一个问题。

人们认为，尽管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运行的任何框架，本质上都是对现状的重新包装，但对于创建一个更彻底改革的框架体系、并在2025年至2030年实施的可能性，人们进行了初步讨论。

THE了解到，部长和顾问们正在考虑开放关键问题，如特派团的性质和范围，通过绿皮书向公众进行咨询。

约翰逊最资深的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可能对该计划产生关键影响。

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究政策教授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表示，人们“越来越相信”，卡明斯和其他政府官员希望实现实现2.4%目标所需的“巨大提升”。但他补充称，“他们似乎不希望资金通过正常的系统和分配渠道流动”，这引发了包括如何交付资金，以及“谁的优先事项”将制定战略等等在内的一些关键问题。

斯基德莫尔等三位科学部长的前顾问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表示，“在英国退欧之后”，科学资助“是多姆•卡明斯（Dom Cummings）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

韦斯特莱克表示，支持使命导向研究的“最有力论据”是围绕“公共问责制（和）公共研究交流”展开的。他补充说，“（额外的研究支出）在政治上的部分交换条件是，真正向公众充分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英国科学与工程运动去年估计，要实现2.4%的总体目标（比基准水平增加90亿英镑），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需要200亿英镑。

韦斯特莱克在谈到政府正在制定的计划时表示：“我们可能会考虑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我猜结果的范围会在50%到翻倍之间——翻倍在很多方面都会让人瞠目结舌。”

欧盟已决定在其2021年开始的下一个7年研究框架计划中采取“以使命为导向”的方法，商定了5大类使命：即气候变化、癌症、海洋、碳中和和食品。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研究与创新总干事罗伯特-简•斯密特（Robert-Jan Smits）表示，他“完全理解”英国政府为何希望转向多年度框架。他说：“它将为英国研究界提供资金保障和可靠性，（将）分散的资金来源汇集在一起，从而提高（研究）对英国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可见性。”

史密特补充称，所选择的任务规模和范围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他指出，日本和中国是“遵循欧盟方法并建立多年期科学和创新框架计划”的国家。

然而，现任埃因霍温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校长的史密斯表示，一个全国性项目“只有向全球科学家开放，才会产生影响”。

Wilsdon教授表示，尽管该行业的“所有人”都对多年期融资的稳定性表示欢迎，但鉴于工党政府在2010年失去权力之前，曾在2004年引入了一个10年期框架，这种制度将“毫无新意”。

他警告称，“你不希望看到的是，整个体系猛烈地转向本月新推出的一系列时髦的任务”，“你在任务中投入的越多，你就越需要向QR（与质量相关的资金）投入更多，以提供相应的灵活资金”。

但Wilsdon教授也表示，以使命为导向的方法的价值在于“打破学科类别，让人们以跨学科的方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