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朱元璋在元末乱世削平群雄，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大明王朝后，经过一番劳心劳力的治国，深感创业难、守业更难。

他通过总结历史上统治者亡国绝祀的沉痛教训，决定封诸子为王，分镇诸国。

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固枝荣，从而确保朱明王朝君临万代。

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在分封第二子至第十子为亲王时，手舞足蹈地对廷臣说：“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

朱元璋认为，周朝之所以可以延续八百年，就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建土制度；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由于没有实行这一制度。而汉、晋以来，各朝各代的败亡都是这个原因。

朱元璋似乎忘了，汉高祖刘邦是实施过封建诸藩制度的，后来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与之相类，西晋也发生了“八王之乱”。

朱元璋只顾着沾沾自喜于自己这一想法，眉飞色舞地说：“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藩屏国家，备悔御边，闲中助王，使知时务。

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还一再强调：“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为了实现诸藩拱卫中央的目的，朱元璋在各王府中设立相府，任命了文相、武相、文付、武付。武相和武付多派宿将充任，如华云龙为燕府武相，耿炳文为秦府武相，汪兴祖为晋府武付，吴祯为吴府武付。

有了将，还需有兵。朱元璋诏令：“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规定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约为一万六千多人。另外还有权节制封国内的守镇兵。

这还不够，朱元璋还有意识地安排王府官兼任地方高级职务，如郑九成为秦府左相兼陕西行省参政，汪河为晋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参政，等等。即亲王有权过问所封国内的重大事务。

洪武三年，汪河赴任晋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参政时，好友苏伯衡写《送晋王相汪君序》相赠，文中这样慨叹： “矧今晋王所赐履表里山河，乃尧之故都，叔虞之旧封，韩赵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阃。”

想想看，单以一晋王论，其已占尽了战国时韩、赵、魏三国之全壤；诸王的权势加在一起，岂不会导致强枝弱干之势？！

有大臣觉察出了其中的危险，不断提醒朱元璋。

其中，洪武九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说：“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之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

的确，亲王典兵当然可以预防外姓利用掌握军权反叛朝廷，但诸王兵权过大也可能导致皇室内部斗争的加剧但朱元璋却嘴硬，说：“此离间吾骨肉！”直接把叶伯巨逮捕下狱。

为了规避叶伯巨所说的“尾大不掉”之事发生，朱元璋费尽心机，在《皇明祖训》里对诸王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说：“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过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如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唯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紧接着又说：“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已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

朱元璋这番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当皇帝是一门苦差使，没什么好的；当藩王才真正是人间至乐，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各守本分。

当皇帝没什么好的？朱元璋还真当已经就藩的诸子是三岁小孩童来哄了。

不过，有他在，局面还镇得住，等他走了，就要乱翻天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撒手尘寰，驾鹤西去。

继位的建文帝惊恐地发现：诸王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了。

为此，建文帝不得不手忙脚乱地进行削藩。

按说，削藩就削藩，但绝不能操之过急，而应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法。

高巍曾向建文帝献计，说：“高皇帝分封诸王，此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飗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但是，建文帝竟不能用，而是采取铁腕手段，雷厉风行。

建文帝为什么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呢？

《明史·黄子澄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惠帝为皇太孙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 “诸

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

所以，建文帝即位后不久，就以太祖遗诏的名义宣布“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该年“八月，周王?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籨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

次年（建文元年）二月断然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

“六月，岷王螰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

特别补充一下，建文帝流放了四个皇叔，逼死了一个皇叔，看着这五个皇父逆来顺受，听凭摆布，他却全无一点怜悯。甚至，湘王朱柏全家自焚明志，他还赐给这位叔父一个谥号“戾”，足见其心坚如铁，与史书所称的“仁慈”完全不符。

七月，建文帝“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终于迫得燕王朱棣举兵相抗。

建文帝的表现也相当干净利落，马上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削燕王属籍，派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骔，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等人率数十万大军分道并进，气势汹汹，直扑北平。

如此杀伐干练的建文帝，为何会有“仁慈”之名呢？

主要得益于《明史》里的两条记载。

一条来自《黄子澄传》，文中说： “明日又入言曰， ‘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犹豫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另一条来自《恭闵帝本纪》，文中说：“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 《黄子澄传》条的记载突如其来，让人手足无措。

建文帝处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手脚麻利，血腥残忍，怎么轮到处理燕王时，却踌躇犹豫起来了？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让人难以置信。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央军与叛军交战，中央军自士兵到将领，都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不敢伤燕王朱棣一根毫毛。

人们也因此将朱棣赢得天下的原因归结于“毋使负杀叔父名”这句话，感叹无限地说：建文帝，真是太仁慈了！

想想看，因为这所谓的“仁慈”，致使兵祸连结，在三年的战乱里，双方战死士卒高达几十万人，“淮以北鞠为茂草”，这是“仁慈”吗？

还有，因为这所谓的“仁慈”，致使江山易主，建文帝自己生死不明、下落成谜，这又是“仁慈”吗？

我总觉得，朱元璋是把就藩诸王当成小孩子哄，说“当皇帝不如当藩王好”；而《明史》是把读者当成小孩子哄，说建文帝因“毋使负杀叔父名”而失天下。

话说回来，“毋使负杀叔父名”这一句“名言”，并非《明史》的胡编乱造，其在明朝官方修订的《明神宗实录》中也出现过，明朝不少人也对此产生过质疑。

崇祯年间的朱国祯曾指出，在白河沟之战中，朱棣被猛将平安追杀得极其狼狈，在走投无路之际，平安的战马马失前蹄，他这才侥幸逃了一命。后来朱棣登基，和平安聊起前事，问：“前日之战，汝马不蹶，其杀我乎？”平安据实回答：“杀之。”

另外，镇守济南城的铁炫假装向朱棣投降，准备在朱棣进城的时候，用千斤铁闸将之砸死。只不过，此计实施时，控制机关的人时机把握不准，仅砸中朱棣的马头而已。

还有，朱棣在靖难之役胜利后，曾效仿唐太宗表彰“昭陵六骏”的做法，命画师给自己曾乘坐过的战马画像，有《四骏图》《八骏图》，画像上有记录： “其一曰龙驹，郑村坝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免，白沟河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亚失帖木拔箭；三曰枣骝，小河大战，胸膛一箭，后两曲池一箭，安顺侯脱火赤拔箭；四曰黄马，灵璧县大战，后曲池着一箭，指挥鸡儿拔箭……”

刀枪、弓箭都是不长眼睛的，朱棣没死在战阵，实赖其命大，而非建文帝的“毋使负杀叔父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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