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

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之后，再经过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人的精心治理，宋朝的文臣掌兵体系逐渐形成。自此之后，地方将领的兵权全部上交，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彻底被终结了。

但是，南宋初期的时候，随着金兵的步步紧逼，武将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为了坐稳江山，统治者也不得不默认了武将地位压过文臣的事实。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下令撤销御营司，并将御前军和御营军改设为神武军。自此，南宋正式形成了武将手握兵权的局势。

看到朝廷放开了对武将的管制，南宋将领迅速招兵买马，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已经形成了五个较大规模的军事集团。这五个集团，分别由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吴玠五将统领。

在之后抵抗金军的过程中，这五个军事集团的实力不断扩充，几个将军在自己的地盘也有了民政、财政大权。而且，在战火中形成的战友情，相比于上下级的关系更为坚不可摧。为了表示对将军的忠诚，士兵们很多都是以主将的姓氏为自己的名字。

宋朝以黄袍加身立国，对武将自然很是提防。虽然，金兵进攻的锋芒被暂时遏制了，但是，武将对皇权的威胁一直是宋高宗的心病。为了令赵氏一脉牢牢地把握皇权，宋高宗在战事稍缓时就开始削弱武将的兵权。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命文臣吕颐浩管辖江淮和两浙的军事。

嗅觉敏锐的将士，已经从中看出了高宗打压武将的心思。之后，宰相张浚在宋高宗的暗中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展文臣管理军事，削弱武将兵权的行动。张浚在朝多年，深谙以柔克刚之道。武将掌兵多年，如果，贸然收回兵权，则必然会引发祸乱。

为了稳定局势，他先以镇压地方起义为名，将岳飞调往他处，然后，在岳飞的辖区设置中央管理机构。岳飞对大宋忠心耿耿，自然对朝廷的旨意言听计从。看到此计奏效，张浚继续在刘光世、张俊等人处依法炮制。很快，全国形成了一个以张浚为中心，以各个军事集团为后盾的攻击态势。

如果，张浚继续步步收回军权的话，那么，宋高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做出了一点成绩后，张浚开始沉不住气了。为了快速收权，他两次上书请求罢免刘光世。刘光世掌兵多年，自认为问心无愧，此时，见朝廷如此猜忌自己，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之后，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无心谋反的态度，刘光世以病重为由，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刘光世突然离职，他的部下人心不稳，有不少人投降了金国。宋高宗见局势失去了控制，于是，只能暂缓收权。此事过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各个将军无不惶惶不安。

自此，宋高宗下令安定诸将的同时，也让收回兵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随着年岁渐长，宋高宗削弱兵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张浚的前车之鉴在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高宗这次选择了老成持重的赵鼎主持削权。赵鼎在心中盘算了几遍后，决定采用以静制动的做法。

于是，他向高宗建议：先让高宗出面缓和朝廷与武将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提拔赏赐为名，行分权收权之实。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将岳飞、张俊、韩世忠三人召回临安，并分别授予他们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的官职。

表面上看，三位大将都升了官，有了参与最高军事决策的能力。可实际上，三人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却被无形地削弱了。不久之后，宋高宗亲自向三人下达中央旨意：“所有的军队，都由朕亲自统领。任何将领，都不可以在军中专权。”然后，宋高宗又扩大了军队中中层将领的权力。

这样一来，中级军官由对将军效忠变成了对皇帝效忠，武将统帅的权力被架空了不少。宋高宗见自己的计划初步奏效，于是，趁热打铁地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今后，兵权由朝廷掌握。朕下旨更换将帅的话，可以直接派遣文臣去做。文臣进入军中，和朕进入军中是一样的。”

这道命令一下达，也就意味着，文臣的地位彻底压过了武将。今后执掌军权的，将是皇帝信任的文臣了。自此，宋高宗如愿以偿地从武将手中收回了兵权。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南宋在对外军事上的疲软。终南宋一朝，虽然，可以在江南苟且偷安，但却始终无法收复昔日的河山。

最终，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四十多年与蒙古抗衡以失败告终。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国文明史·宋辽金时期·〈宋代·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