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年，时为中国东汉时期，汉明帝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后，佛教在中国逐渐广泛流传。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佛经的汉译运动紧密相关。那么，印度梵文佛典的翻译经历了哪几个不同时期呢？

首先，佛典传来后的东汉三国时期，是外国僧侣主译时期。以西域、印度来华高僧安世高（安息王子）、支娄迦谶（来自北印度）为代表。

佛经由外国僧侣翻译大概意思，华僧揣意，然后书写出来。但翻译结果不太理想，往往咫尺千里。进步意义在于，在译经过程中，中国僧人运用老子学说来表达佛理，为佛教教理的中国化、通俗化作了很大努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魏都洛阳和东吴都城建业（南京）是当时译经的二大中心。

外国取来的佛经

其次，是两晋南北朝中外人士合译时期。西晋译经师以竺法护为代表，东晋-十六国的代表人物则有道安、鸠摩罗什和慧远。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僧对汉译佛经义理进行诠释和价值评判，开始开宗立派，形成中国佛学宗派。此期译经特点是：中外僧侣合译，“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为了求得真经，求证译经疑难，中国佛僧开始了西行印度求法巡礼的运动（法显）。

道安（312—385）12岁出家。379年到长安，住五重寺，组织佛经翻译工作7年，共译经10部180卷100余万字，并提出了许多翻译佛经的理论。道安对佛教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佛教徒制定了一整套仪规。他在研究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制订了《僧尼规范》和《法门清式二十四条》（释姓），成为中国佛教奠基人之一。

南朝各朝多数皇帝都沉湎佛教（梁武帝《断酒肉文》），热心建造佛寺，致使南朝四代均是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由于统治阶级的热心扶植，刺激了佛教内部学术思想的发展，许多佛僧一变过去笃守师承之风而各抒已见，由此产生了涅磐宗、成实宗和三论宗等学派，开始形成了在汉地融合成熟的佛教思想体系。

再次，是隋唐中国佛僧主译时期，以中国僧侣玄奘、义净、不空等为代表。

南北朝以来，翻译渐成国家大事，依皇帝敕令举行。到隋代，朝廷专设经院，译场组织渐渐完备。隋朝以来，凡译经大师，都是汉文、梵文俱精，并精通佛学。及至唐代，翻译制度更趋于完善、严密，参译人员众多，由主译者统摄始终，各人均有专司，并规定了翻译的原则、体例。唐代译经达到“印印皆同，声声不别”的妙境。这个时期为了译经和求学佛理，掀起了西行求法、取经的热潮。

现代文佛经

译出的佛典据唐代开元十八年（730年）统计，就有经、律、论共计5048卷。到明代，据说已增到9000卷。这些佛典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有人始称之为《大藏经》。汉译《大藏经》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解所翻译的佛教典籍。把梵文佛经译成汉文，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

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译经到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译场停顿，凡889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印度佛教大小乘教派之经、律、论三藏经典几乎全部被译成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