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时还有一个小趣闻。不过这个趣闻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拒绝上台翻译尼克松的致辞。

当时28岁的傅立民是美国国务院里的一名外交官，“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是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国务卿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文章、备忘录等工作，但“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之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注：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的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泽东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句毛泽东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词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方面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断然拒绝上台做翻译。

无奈之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各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出自毛泽东的哪一首诗或词。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几句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是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的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给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与英国烟味道很像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起来，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的是，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的原因，是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也能过目不忘。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傅立民幽默地说。

对于热衷选票政治的政治家来说，对公众形象的在意，显然非同一般。中国外交部的章含之也曾回忆过一个有趣的细节—尼克松访华期间她为尼克松夫人做翻译。某一天，尼克松向中方人员委婉地提出要换一个女翻译，原因是站在他身边的冀朝铸身材太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