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玻璃画 为世界添色彩 清代画家作品在海外受欢迎将“广州形象”带入全球视野

清代锡嵌玻璃画的高颈执壶（王琼/FOTOE）

在纸上作画，已属不易；在玻璃或镜子的背面反笔作画，又是怎样一种挑战？在玻璃尚属奢侈品的清代广州城里，为什么会有一群无名画师孜孜不倦研习技巧，画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玻璃画，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他们的动力何在？且让我们在欣赏这些美妙画作的同时，好好探寻一番。

广州佚名画家绘制的牧羊女图玻璃镜画 （李晓容/FOTOE）

技术难题未攻克 大块玻璃需进口

玻璃被古人称为“水晶”，璀璨夺目的彩色玻璃摆件、饰品更是备受人们钟爱。清代中期，借由“一口通商”的便利，广州的玻璃工匠孜孜不倦借鉴外来技术，汲取本地经验，做了不少创新，使广州一举成为南方的玻璃制造中心。1696年，康熙帝设立皇家玻璃厂后，广州大批能工巧匠还被地方官派遣北上，与外国专家通力合作，制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玻璃器皿。今天，我们在故宫看到的不少玻璃工艺杰作，都倾注了广州工匠的心血。

不过，细细查阅史料后，你会发现，不管是遍布广州的玻璃工坊，还是远在北京的皇家玻璃厂，制造的都是小件工艺品。由于技术的局限，它们并不能生产大块平板玻璃。囿于才疏学浅，关于大块平板玻璃的制造工艺，我只查到了“欧洲工匠将玻璃液倾倒在特制的桌面上，待冷却后形成平板玻璃”的论述，但我想，制造工艺一定远比这句话复杂得多，否则，以服务于皇家玻璃厂的外国专家的能力，何以制造不出来，而必须全靠粤海关进口？

今天，玻璃司空见惯，但在清代，玻璃，尤其是全部依赖进口的大块平板玻璃与镜子，绝对是奢侈品。据乾隆年间的皇家档案，一块长二尺八寸（约0.9米），宽二尺六寸（约0.8米）的平板玻璃，粤海关就花了十一两银子进口，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开销。

以西洋人物为主角的彩色玻璃画（聂鸣/FOTOE）

无名画家有绝技 反笔绘制玻璃画

大块平板玻璃价值不菲，如果只是用来镶嵌在窗户上，未免就有些暴殄天物了。这些奢侈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用来画画，供人们欣赏。现在，我们去故宫，会发现许多精美绝伦的玻璃画，其中就有不少是广州画师绘成的。虽然我是个艺术“小白”，但稍稍想象一下，也会发现在玻璃上作画实在太不容易了。为了达到“正面欣赏”的效果，画家必须以反笔作画。上色时也得“反着来”，观众看到的第一层颜色必须最后涂，颜色的层次越丰富，对画家的挑战越大，一不小心弄混了，价值不菲的玻璃就毁了。

据乾隆年间另一则皇家档案的记载，一个工匠不小心划破了一块玻璃，一下子被罚了三个月的工钱。可以想象，在这么昂贵的宝贝上反笔作画，画师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还能创作这么多艺术精品，其娴熟的技艺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实在令人惊讶。

其实，用来作画的平板玻璃并不多，广州画师更多的是在玻璃镜背面作画。他们刮去玻璃镜背面的一部分金属层（正是这些金属层带来了镜子的反光效应），以反笔画上港口、山水或仕女等，人们在揽镜自照时，除了看见自己的面容，还能看见一幅美丽的画，如人在画中一般。正是这样魔术般的效果，使得当时的人们对玻璃画乐此不疲。

洋商私人定制 画作流传海外

除了远在京城的皇帝和皇亲国戚，广州画师还有一个客户群体，就是活跃于十三行一带的洋商。据英国学者孔佩特（曾担任英国布莱顿皇家行宫艺术博物馆馆长一职）的研究，当年的欧洲商人运来一箱箱平板玻璃与镜子，由广州画师在背面作画后，再万里迢迢随船运回欧洲。就算在欧洲，大块平板玻璃与镜子的价格也并不便宜，玻璃又是易碎品，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答案其实并不难找。图利是商人的本能，一定是获利大于成本与风险，他们才愿意这么干。换言之，广州画师给洋商带来的利润，要大于欧洲本地画师。

为了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广州画师努力学习“西洋技法”，身处开放口岸的便利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最新的绘画风尚，雷诺阿等同时代著名画家都成了他们“看不见的老师”，而他们擅长描绘的“本土风情”，又给其画作增添了神秘的东方风情。在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哲学家们都沉迷于对“神秘东方”的想象的年代，广州画师的作品大受欢迎。这些“中西合璧”的肖像画、风景画随着一艘艘商船流传海外，将广州的形象带入全球视野。

如今，这些画作大多收藏在欧洲各国的博物馆中，成为“海上丝路”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记者 王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