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始于童年，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发展，以至于成为儿童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早发性精神问题的普遍性和影响，有必要了解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的风险因素，以便为干预和预防研究提供信息。

虽然母亲的高危饮酒与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有关，但适当考虑遗传混杂因素和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却很少。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关联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评估了与环境敏感性相关的常见基因变异（基因型-环境 [G × E] 相互作用）对母亲高危饮酒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关联的调节作用，同时考虑了母亲与后代之间的共同遗传风险（G × E 相关性）。

方法上，本文使用了挪威母亲、父亲和儿童队列研究（Norwegian Mother, Father, and Child Cohort Study）中 90 873 位母亲所生的 109 727 名儿童的数据。妇女自我报告了饮酒情况，并报告了孩子 1.5/3/5 岁时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将与环境敏感性相关的儿童多基因评分（PGS）作为调节因子。从怀孕期间的父母双方和出生时的母亲和儿童(脐带)采集血液样本。经过质量控制，可获得76 465名儿童、77 387名母亲和50 462名父亲的6 981 748个snp的基因型数据。

主要暴露是高危产妇饮酒。根据母亲在孩子1.5岁、3岁和5岁时收到的问卷报告，得出了索引母亲饮酒风险的变量。母亲们分别报告了她们在周末和工作日喝酒时通常喝多少酒精单位。主要结局是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儿童行为检查表(CBCL)行为和情绪问题子量表进行测量。母亲们在孩子1.5岁、3岁和5岁时用3分量表(“从不或很少正确”、“有时或有点正确”、“经常或总是正确”)来报告她们的孩子。行为子量表包括八个项目，涉及攻击性、挑衅性、注意力不集中或冲动行为。情绪子量表包括与情绪反应、焦虑和躯体抱怨相关的五个项目。量表得分是在每一波中创建的，即所有可用项目的平均值乘以量表中的项目数量，除非超过50%的项目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个人的量表得分设置为缺失。

对于PGS分析，运行了24个独立的模型来结合两个CBCL结果、三个测量波和四个PGS特征。使用多层SEM（结构方程建模）来分解兴趣的主要和相互作用效应，根据它们是个体特定的程度(“在”水平内)或家庭范围(“在”水平之间)。建模路径图如下图：

Figure 1. Core components of the multi-level SEM in which main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are adjusted for familial confounding.

所有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平均水平以及有饮酒风险的母亲在现有的研究中略有下降。当模型中加入其他协变量时，这些影响的幅度减小，当考虑到未测量的家族混杂因素时，这些影响在调整最多的模型中几乎减弱。在PGS调节因子中，ADHD对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这一效应基本上不受所有调整的影响。这种效应在不同的波浪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可以接受的约束。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PGS调节因子的小直接影响大多减弱。

Figure 2. Main effects of exposure and PGS moderators on chil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t each level of adjustment

在控制了测量混杂因素后，母亲饮酒与儿童情绪（β1 = 0.04 [95% 置信区间 (CI) 0.03-0.05]）和行为（β1 = 0.07 [0.06-0.08]）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减弱，在考虑了未测量混杂因素后，相关性几乎为零（情绪：β1 = 0.01 [0.00-0.02]；行为：β1 = 0.01 [0.00-0.02]）。没有观察到任何 PGS 对这些调整后的暴露效应有任何调节作用。

原始出处：

Hannigan LJ, Lund IO, Dahl Askelund A, Ystrom E, Corfield EC, Ask H, et al. Genotype-environment interplay in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drinking and offspring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Psychol Med. 2023 Nov 6;1–12.